堪作典范的两位德国人

1850年代的荷尔是一个渔港,就在荷尔河畔,下游直接汉笆。戴德生乘火车出发,在1851年5月21日他十九岁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班。赫迪的工作间和住家都在莎乐蒂街(Charlotte Street)13号,那儿是荷尔镇上医务所的集中地;赫迪医生除了有自己的诊所,亦是一所医院和数间工厂的外科医生,同时也是医学院的讲师。

13号的房子向阳,前门的围墙长满攀籐。这位助手抵达时,赫迪医生亲自出来开门。甫一照面,戴德生就对他产生好感。赫迪医生长得高大,浑身是劲,而且十分幽默。不久,戴德生便发觉他是荷尔镇上一位最受欢迎的人物。

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饭厅,从那可以望到花园的一边及远处的配药室。赫迪把戴德生介绍给他的太太认识,但赫迪夫人却不像赫迪医生那般热情和恳切,她较为冷淡和严肃。她并不多言,只把戴德生带到早为他安排的卧房里。之后,一天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。当晚十一时,戴德生写信给戴贺美说:「我已看过我的新环境,我想我会十分喜欢这里。」

戴德生渐渐习惯他的新工作:配药、记账、裹伤、跟赫迪医生往接生,以及到医学院上课。赫迪医生也时加指导他的学习。赫迪是个热心的循道会教友和主日学教员,两人很快便成为好朋友,常常在手术室中一起祷告。

礼拜天,戴德生在朱安德(Andrew Jukes)的教会聚会。朱安德的教会和早期普利茅茨弟兄会(Plymouth Brethren)的组织相近,朱安德本人在英国著名学府哈路(Harrow)毕业,曾经是圣公会的执事;他是位极佳的教师,能深思熟虑,也能引发别人思考。当戴德生开始在荷尔码头附近传道时,教会中许多会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。

在朱安德的教会里,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杰出的传道人——布里斯托(Bristol)的穆勒(George Muller)所影响。穆勒是在德国的何礼大学(University of Halle)唸书时信主的,之前他是个酗酒、说谎的人。他在布里斯托当牧师,教会人数增长得很快。他非常关心的一件事,就是很少基督徒(包括他自己教会的会友)相信神垂听祷告。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向信徒证明「神的真实」。

穆勒于1836年在布里斯托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,房子是租来的。1849年,他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—这次设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楼宇里。到了1851年,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多达三百名,而工作还在大大地扩展;与此同时,穆勒仍多方接济在海外传教的传道人。他从未公开要求捐助,也从未向个人要求支持,他喜欢倚靠及信赖那位丰富的主。在荷尔的教会中,戴德生时常听到穆勒在聚会中朗读一些带着见证的信。

中国学会〔Chinese Society,前身是中国协会(Chinese Association)〕已经开始刊行其《海外布道杂志》(The Gleaner),戴德生在当中常常读到另外一位德国伟人的嘉言懿行,他就是德国传教士罗存德(Wilhelm Lobscheid)。他曾经是郭实猎牧师的同工,在中国传教多年,是中国条约口岸以外有着实际传教经验的极少数教士之一。

1851年9月,《海外布道杂志》宣称罗存德来到了英国。文章还呼吁基督徒献身到中国去,尤其是具备医药知识的传教士。

戴德生决定到伦敦拜访罗存德。那时候,伦敦的海德公园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博览会,以簇新的水晶宫为会场,向世界各国展示先进的英国科技产品,同时铁路公司设有特价的火车票,鼓励英国各地的人前往伦敦博览会。

戴贺美的生日就在9月20日,戴德生又获得一个礼拜的假期,因此舅父贺哲明(Benjamin Hudson)便为这两个年轻人在伦敦的苏豪区(Soho)订下了旅店,使二人有机会到伦敦一行。

当他们从毕卡地利广场(Piccadilly)走向海德公园时,阳光正照耀在那灿烂辉煌的宫殿上,令人目为之眩。兄妹二人在展览会场蹓跶了数小时之久,然后为了庆祝戴贺美的生日,戴德生带她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午膳,大快朵颐。以一道蜜汁菠萝为尾菜—当时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!

他们走过人群摩肩接踵的伦敦市,来到市区另一边的英国银行,拜会皮尔士。他是中国学会的秘书长,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负责人之一。皮尔士为他们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顿咸(Tottenham)布鲁街(Brook Street)的弟兄会参加聚会,在那儿他们终于见到罗存德牧师。

这位德国教士定睛望着这个来自班士尼的蓝眼金发小个子说:「你看我的头发比你的深色得多,但他们还是叫我红毛鬼。相信他们见到你,必是吓得逃之夭夭!你一定无法叫他们留下来听你说话。」

然而戴德生平静地回答说:「是神呼召我的,祂一早就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是甚么颜色了。」

不久之后,罗存德对戴德生改观了,不再认为他不适合到中国去传道。

赫迪医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员,所以戴德生把房间让出来,搬到住在肯士顿广场(Kingston Square)的哈拿姨母家中。那儿离开赫迪医生的手术室和戴德生上课的医学院都很近,姨丈理察(Richard)是位摄影师,姨母哈拿是个擅绘像的画家;他们并不富有,但都很热心和慷慨,而且由于没有儿女,所以很乐意替姊姊贺美雅照顾她的儿子。在荷尔,他们有很多朋友,家中时常高朋满座。戴德生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,尤其是妹妹由巴顿前来和他共度周日的时候,更令他雀跃不已。

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。当他读到几段有关的圣经经文后,他决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入拿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。可是,他的薪金需用来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费。他应否把这些算在什一奉献上?如果他从总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献,他就所余无几,生活拮据了。

经过祷告之后,他决定搬到一个较省钱的地方居住,这样他可以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,余钱尚够应付每月的生活费。

城郊不远有一排工人房舍,他在那儿租了一个楼下的房间。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,那道河称为格定汉河(Cottingham Drain),戴德生住的房子,是格定汉台30号,房东是一个名叫芬治(Finch)的船长,时常不在家里。房东太太是个基督徒,她把一个房间租给戴德生,每周租银三个先令。房间不足一百五十方呎,面有一张桌子、椅子和床,对着窗户还有一个壁炉,抹得很干净,显然定时得到芬治夫人细心的拭抹。

1852年3月22日,戴德生写信告诉他的母亲,他和朱安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尽早到中国去。

为了准备面对这个大使命,戴德生现在的生活只有两个目标:忍受困苦和节省开支。他发现他可以用很少的钱就能维持生活。他也发现一种粗麦饼,价钱和面包一样廉宜,但好吃得多。所以,每天早上他吃麦饼及青鱼(比牛油便宜)作早餐,和著咖啡吞下去。午餐是煨马铃薯和牛舌,还有梅子苹果批,或者米糕布丁。有时以青豆代替马铃薯,偶然还有鱼。他找到一爿小店,那儿的干乳酪每磅只卖四至六个便士,有时味道比家里常买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。他又用一便士买些红叶,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,这样就有好一大瓶的醃菜了。

节俭但变化多姿的生活,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献十分之六的收入,而他奉献愈多,愈感快乐。他记述说:「整天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欢愉,每天都是我快乐的经验。神,甚至我的神,是光明而真实的!我一切能做的,只是喜乐地事奉祂。」

然而,他仍觉得他「属灵的肌肉」需要更多的锻炼。他想:我到了中国后,我将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,我唯一的依靠只有神。所以,在我离开英国之前,我一定要学会单靠祈祷,借着神感动人的心。

于是,他与神开始一连串的属灵实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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