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50年代的荷爾是一個漁港，就在荷爾河畔，下游直接漢笆。戴德生乘火車出發，在1851年5月21日他十九歲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班。赫迪的工作間和住家都在莎樂蒂街（Charlotte Street）13號，那兒是荷爾鎮上醫務所的集中地；赫迪醫生除了有自己的診所，亦是一所醫院和數間工廠的外科醫生，同時也是醫學院的講師。

13號的房子向陽，前門的圍牆長滿攀籐。這位助手抵達時，赫迪醫生親自出來開門。甫一照面，戴德生就對他產生好感。赫迪醫生長得高大，渾身是勁，而且十分幽默。不久，戴德生便發覺他是荷爾鎮上一位最受歡迎的人物。

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飯廳，從那可以望到花園的一邊及遠處的配藥室。赫迪把戴德生介紹給他的太太認識，但赫迪夫人卻不像赫迪醫生那般熱情和懇切，她較為冷淡和嚴肅。她並不多言，只把戴德生帶到早為他安排的臥房裡。之後，一天忙碌的工作便開始了。當晚十一時，戴德生寫信給戴賀美說：「我已看過我的新環境，我想我會十分喜歡這裡。」

戴德生漸漸習慣他的新工作：配藥、記賬、裹傷、跟赫迪醫生往接生，以及到醫學院上課。赫迪醫生也時加指導他的學習。赫迪是個熱心的循道會教友和主日學教員，兩人很快便成為好朋友，常常在手術室中一起禱告。

禮拜天，戴德生在朱安德（Andrew Jukes）的教會聚會。朱安德的教會和早期普利茅茨弟兄會（Plymouth Brethren）的組織相近，朱安德本人在英國著名學府哈路（Harrow）畢業，曾經是聖公會的執事；他是位極佳的教師，能深思熟慮，也能引發別人思考。當戴德生開始在荷爾碼頭附近傳道時，教會中許多會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。

在朱安德的教會裡，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傑出的傳道人——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的穆勒（George Muller）所影響。穆勒是在德國的何禮大學（University of Halle）唸書時信主的，之前他是個酗酒、說謊的人。他在布里斯托當牧師，教會人數增長得很快。他非常關心的一件事，就是很少基督徒（包括他自己教會的會友）相信神垂聽禱告。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向信徒證明「神的真實」。

穆勒於1836年在布里斯托創立了第一所孤兒院，房子是租來的。1849年，他又興辦了一所新的孤兒之家—這次設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樓宇裡。到了1851年，在他照顧下的孤兒多達三百名，而工作還在大大地擴展；與此同時，穆勒仍多方接濟在海外傳教的傳道人。他從未公開要求捐助，也從未向個人要求支持，他喜歡倚靠及信賴那位豐富的主。在荷爾的教會中，戴德生時常聽到穆勒在聚會中朗讀一些帶著見證的信。

中國學會〔Chinese Society，前身是中國協會（Chinese Association）〕已經開始刊行其《海外佈道雜誌》（The Gleaner），戴德生在當中常常讀到另外一位德國偉人的嘉言懿行，他就是德國傳教士羅存德（Wilhelm Lobscheid）。他曾經是郭實獵牧師的同工，在中國傳教多年，是中國條約口岸以外有著實際傳教經驗的極少數教士之一。

1851年9月，《海外佈道雜誌》宣稱羅存德來到了英國。文章還呼籲基督徒獻身到中國去，尤其是具備醫藥知識的傳教士。

戴德生決定到倫敦拜訪羅存德。那時候，倫敦的海德公園正在籌備一個盛大的博覽會，以簇新的水晶宮為會場，向世界各國展示先進的英國科技產品，同時鐵路公司設有特價的火車票，鼓勵英國各地的人前往倫敦博覽會。

戴賀美的生日就在9月20日，戴德生又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，因此舅父賀哲明（Benjamin Hudson）便為這兩個年輕人在倫敦的蘇豪區（Soho）訂下了旅店，使二人有機會到倫敦一行。

當他們從畢卡地利廣場（Piccadilly）走向海德公園時，陽光正照耀在那燦爛輝煌的宮殿上，令人目為之眩。兄妹二人在展覽會場蹓躂了數小時之久，然後為了慶祝戴賀美的生日，戴德生帶她到一家高貴的餐廳用午膳，大快朵頤。以一道蜜汁菠蘿為尾菜—當時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！

他們走過人群摩肩接踵的倫敦市，來到市區另一邊的英國銀行，拜會皮爾士。他是中國學會的秘書長，同時也是股票市場的負責人之一。皮爾士為他們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頓咸（Tottenham）布魯街（Brook Street）的弟兄會參加聚會，在那兒他們終於見到羅存德牧師。

這位德國教士定睛望著這個來自班士尼的藍眼金髮小個子說：「你看我的頭髮比你的深色得多，但他們還是叫我紅毛鬼。相信他們見到你，必是嚇得逃之夭夭！你一定無法叫他們留下來聽你說話。」

然而戴德生平靜地回答說：「是神呼召我的，祂一早就知道我的頭髮和眼睛是甚麼顏色了。」

不久之後，羅存德對戴德生改觀了，不再認為他不適合到中國去傳道。

赫迪醫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員，所以戴德生把房間讓出來，搬到住在肯士頓廣場（Kingston Square）的哈拿姨母家中。那兒離開赫迪醫生的手術室和戴德生上課的醫學院都很近，姨丈理察（Richard）是位攝影師，姨母哈拿是個擅繪像的畫家；他們並不富有，但都很熱心和慷慨，而且由於沒有兒女，所以很樂意替姊姊賀美雅照顧她的兒子。在荷爾，他們有很多朋友，家中時常高朋滿座。戴德生在那裡生活得很愉快，尤其是妹妹由巴頓前來和他共度週日的時候，更令他雀躍不已。

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。當他讀到幾段有關的聖經經文後，他決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入拿出來用在神的事工上。可是，他的薪金需用來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費。他應否把這些算在什一奉獻上？如果他從總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獻，他就所餘無幾，生活拮据了。

經過禱告之後，他決定搬到一個較省錢的地方居住，這樣他可以奉獻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，餘錢尚夠應付每月的生活費。

城郊不遠有一排工人房舍，他在那兒租了一個樓下的房間。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，那道河稱為格定漢河（Cottingham Drain），戴德生住的房子，是格定漢臺30號，房東是一個名叫芬治（Finch）的船長，時常不在家裡。房東太太是個基督徒，她把一個房間租給戴德生，每週租銀三個先令。房間不足一百五十方呎，面有一張桌子、椅子和床，對著窗戶還有一個壁爐，抹得很乾淨，顯然定時得到芬治夫人細心的拭抹。

1852年3月22日，戴德生寫信告訴他的母親，他和朱安德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呼召他盡早到中國去。

為了準備面對這個大使命，戴德生現在的生活只有兩個目標：忍受困苦和節省開支。他發現他可以用很少的錢就能維持生活。他也發現一種粗麥餅，價錢和麵包一樣廉宜，但好吃得多。所以，每天早上他吃麥餅及青魚（比牛油便宜）作早餐，和著咖啡吞下去。午餐是煨馬鈴薯和牛舌，還有梅子蘋果批，或者米糕布丁。有時以青豆代替馬鈴薯，偶然還有魚。他找到一爿小店，那兒的乾乳酪每磅只賣四至六個便士，有時味道比家裡常買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。他又用一便士買些紅葉，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，這樣就有好一大瓶的醃菜了。

節儉但變化多姿的生活，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獻十分之六的收入，而他奉獻愈多，愈感快樂。他記述說：「整天都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歡愉，每天都是我快樂的經驗。神，甚至我的神，是光明而真實的！我一切能做的，只是喜樂地事奉祂。」

然而，他仍覺得他「屬靈的肌肉」需要更多的鍛鍊。他想：我到了中國後，我將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，我唯一的依靠只有神。所以，在我離開英國之前，我一定要學會單靠祈禱，藉著神感動人的心。

於是，他與神開始一連串的屬靈實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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